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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从未放弃对自己“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追问。

根据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自“轴心时代”以来形成了地中海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三种基本形态。三大文明各有其安身立命之道，也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地中海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公元前3000年），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二分的基础上，强调以理性、逻辑和科学为主导，探索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在地中海文明中，世界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自然法则、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近代以来，这一精神成为执世界发展之牛耳的理性精神，在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

印度文明形成于吠陀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600年），聚焦人与精神的关系，强调以宗教、灵性、超验为核心，追求人类解脱的境界和途径，将世界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绝对真理的自我运动，追求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印度文明在宗教信仰领域对全人类、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地中海文明的形成发展，亦有着东方文明特别是印度文明的贡献。

中华文明则主要奠基于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聚焦人与社会的关系，以道德、实用与和谐为基础，关注人类生活的规范和改善，认为世界的起源和发展是阴阳五行（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五行，指世界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运行和变化所构成）的变化之道，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典型特征。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在不断变革中也体现了超强稳定性。

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内，三大文明形态之间你来我往、互鉴交流，主导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是一个守正创新的文明，有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从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先秦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四大思想学派）为代表的百家思想，发展到唐宋时期（公元618年—1279年）的儒释道三教并立，再发展到宋明时期（公元960年—1644年）的儒释道三教融合，实现了中华文明“通三统”的文化伟业。

“通三统”的文化观认为，不同文明之间是交流互鉴的关系，文化可以培育民族的性格矫正社会的风俗，但任何一种文化，哪怕是圣人曾经倡导的文化，都会产生弊端。而为了矫正其可能产生的流弊，需要借助其他的文化资源，相辅相成，走交流互鉴之路。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观的影响下，无论是佛教东来、伊儒会通，还是西学东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是中国探索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中华文明都能与各种域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自己的发展层次，不断步入文明新的境界。

因此，如果要问未来，我们人类将向何处去？人类文明新形态该如何创造？其中一个答案一定是：不能关起门来、只允许一种文明发展。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需要呼唤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特别是推动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对话融通。事实上，单靠某一种文明是无法解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古典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形成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新形态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三个层面的共同体。这三个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有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当然也吸收了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要思想。

在中华文明中，很重要的文化精神就是“中和哲学”。这个“中”不是“中间”的中，而是“恰当、适当”的意思。“中和哲学”蕴含着的“动态的、恰当的”含义，其实才是世界的本质。

从“中”的角度来讲，全人类是一家。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也要百川入海、汇入一家。既然全人类是一家，我们就应当有共同恪守的共同价值。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都纳入了其中，这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

三大文明的价值观相互激荡能否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真正的人类知识，还需要从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推动领导人之间在治国理政层面的交流。各个文明都有自己治国理政的经验，比如古代中国的《资治通鉴》、古代印度的《政事论》、古代波斯的《治国策》和古代阿拉伯的《历史绪论》等，都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要读通读透，相互借鉴，最终找到共同方向。

推动文化教育方面的互鉴交流。从文化上来讲，三大文明各有其安身立命的文明根基，要读懂对方文明立基的经典、核心的精神，在互鉴交流中双向奔赴，共同创造惠及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推动科技方面的交流。科技发展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如果science（科学）不能加上conscience（良知），整个人类就会脱轨。在科技问题上要交流，而不是脱钩断链，更不是相互打压，要让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的交流。近年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类健康构成了巨大冲击的，应该把人类的医学、卫生健康成果分享，而不能将其作为少数利益集团赚钱的工具。

（文章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在1月17日举办的“道中华”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