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拓展和丰富，也是对西方民族理论和实践的全面超越。
一、以“天下一家”超越西方种族歧视
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中西差异尤其显著。西方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少数族群的地位总体上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种族主义、白人至上在西方根深蒂固，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在阶层固化的社会中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资本逻辑和金钱选举的民主中更缺乏话语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事务治理从来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民族、重视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西方选举民主使多数欺凌少数，中国协商民主使少数得到尊重；西方选举民主让少数永远是少数，中国协商民主强调“一个也不能少”；西方民族国家是“你归你、我归我”的大拼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家庭。
二、以大一统观念超越西方冷战思维
“大一统”政治理念在中国根深蒂固，而在西方，无论希腊还是罗马，始终没孕育出“大一统”和共同体的政治文化。直至近代以来经历人类历史上血腥惨痛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国家反思教训，终于走上了促进经济一体化、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道路。但限于政治上的冷战思维和假想敌情结，军事上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同盟对外思路，使构建共同体的努力难免故步自封，难以主导人类发展方向。
三、以包容性超越西方政教关系
四、以集体本位超越西方个体本位
从中西社会结构不同来看，中华文明以共同体为本位，以家国情怀为纽带，强调责任伦理，家与国相连，忠与孝相通，社会与国家相融，个人与集体相伴，忠孝节义四字体现着无限责任伦理。西方民族国家和社会结构运行强调以个体为本位，形成了“原子式”相互对立的社会，强调个体权利高于一切，国家只是个体缔约的产物，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是市民社会的对立面，是扮演有限责任的“守夜人”。西方个体与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交织着教权至上、王权至上、个体至上、白人至上的矛盾张力与冲突过程，为社会政治关系、族裔交往关系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埋下隐患。西方社会在白人右翼主义思潮影响下，即便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极端个人主义、盲目排外观念下，也能制造出针对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的重大血腥事件。
五、以和平发展超越西方“丛林法则”
西方民族国家对内以契约关系为主，对外以殖民征服为主，具有帝国殖民传统和基督教一元文明的排他性，或经济掠夺，或军事征服，建立起了奉行“丛林法则”的霸权逻辑和国际秩序。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即使在国力最强盛时，也没有对外进行过殖民扩张。即便是遭受列强入侵、战乱破坏、民族危亡，中国也没有像日本、德国那样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有国家观，或所谓的“同质性”的盟友圈，而不讲天下观。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西方更看重本国利益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冷战思维之所以阴魂不散，就是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只懂党同伐异，不懂求同存异。当西方只以自己帝国崛起之路来揣度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就很难理解和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赢和全球发展倡议。
六、以多元一体超越西方“一国一族”
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建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殖民统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决定的。西方民族国家鼓吹每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但实际上，全球现有 2000 到 5000 个族群，国家却只有 190 多个。世界所有国家几乎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一族一国”，必将世界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一族一国”，自己却从不这么搞；无论如何搞多元文化主义，也绝不会接受票决公投导致的国土分裂结果，这就是西方不承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等公投结果的原因。在文明根性上，中西方属于两个不同赛道。西方民族国家脱胎于封建城邦国家体系，凸显一个“分”字，对外武力征服和对内强制同化是其文明特性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大一统”，追求一个“统”字，始终相信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我们没有种族主义痼疾而是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相互欣赏、美美与共；我们没有紧张的族群关系和族裔边界冲突，而是互助和谐的大家庭成员关系；我们没有民族划界和排斥歧视，而只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国际社会长期探索和呼吁的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歧视、追求种族民族平等的理想，在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