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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过去了，2024新年来临。

标识新年开始的“元旦”有两种：一种是现在采用公元纪年的元旦；一种是我国农历的“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也就是春节。

春节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春节喜庆祥和，代表春的祝福和温暖，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和睦、和谐、和平的精神内核。2023年12月22日，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采用公元纪念的元旦，并不是中国传统节日。民国元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末尾署“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从此，公元纪年的1月1日被定为岁首，同时保留农历。这是中国采用公元纪年元旦的来历。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普遍的心理期待和文化认同。说起“大一统”，我们时常想到版图的完整、疆域的聚合，这是空间层面的统一。其实，“大一统”观念生成之初，是就纪时制度而言的。先秦时期，有一部对《春秋》的阐释性著作，叫《公羊春秋》。“大一统”的提法，最早就出现在这部书中。《春秋》开头就写“元年春王正月”。为何要将“王”放在“正月”前面呢？《公羊春秋》解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大”是动词，原是尊重的意思。如何体现对“一统”的尊重呢？首要的便是尊奉周天子的纪时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诸侯使用的纪时制度，和周天子的并不一致。

到秦始皇兼并六国，才第一次实现纪时统一。秦朝灭亡后，天下再度分崩离析，后来刘邦虽重建帝国，但到汉武帝上台，“后战国时代”的阴云徐徐消散，才又形成纪时一统的局面。

秦始皇对统一很有执念。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秦每灭一国，便对照所灭国家的宫殿，在秦都咸阳仿造一所。当秦王政集齐了六国宫殿的等比例大型“手办”，也就意味着六王俱灭、四海归秦。这是空间上的统一。紧接着，车同轨、书同文、一度量，秦朝实现了制度上的统一。

先秦各诸侯国的纪时制度也消弭于秦朝的纪时制度中。

于是，秦王朝大一统的形象树立了起来。

那么，秦王朝是如何实现纪时统一的呢？纪时统一最重要的是统一纪年和确立岁首。

秦以前，天子、诸侯各有各的纪年方法，一般采用王位纪年，从元年开始计数，王元年、王二年，鲁公元年、鲁公二年，诸如此类。先君去世，新君继任，便行“改元”，重新从元年开始。秦灭六国，将诸侯纪年统束于秦纪年序列，天下一同进入秦王政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如此，战国诸侯的王位纪年，随着国灭而终止。

历法最关键的要素是确定哪个月为“正月”。先秦时期，有的诸侯以夏历（与今农历接近）十一月为正月，有的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还有的以夏历一月为正月。秦国以夏历十月为岁首，以九月为年终，正月是秦人的第四个月份。“岁首”，即一年的首月，也是春季的首月。秦的“正月”与“岁首”不重合，一年是从冬季开始的。如下表所示。

秦朝建立伊始，始皇帝就将秦人原有的纪时制度，向全国推广。每年的十月初一是“元旦”，朝廷举行“元会”，皇帝大朝群臣，大臣们向皇帝祝寿庆贺，以示忠心。文献中称之为“朝十月”。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西汉初年，王国的存在使“战国”局面回光返照。诸侯王自行纪年，一度打破秦王朝统一的纪时制度。武帝上台后，为限制诸侯王坐大，有意建立起真正的“汉家法式”，而与“战国”时代坚定地诀别。汉武帝登基十余年后，在国家祭祀地祇的汾阴后土祠旁，出现了一尊宝鼎。一名来自齐地的方士公孙卿，传达给武帝一种解释，说当年黄帝也曾获得宝鼎，然后推算历法，推算至380年后的冬至这一日，黄帝登仙于天。这个比拟黄帝的解释，引起了武帝浓厚的兴趣。他打算以宝鼎的出现为契机，象黄帝一样更定历法。

与黄帝不死升仙相关的还有一个典故，是封禅泰山。武帝也照做了。公元前110年，武帝举行封禅大典，随之改革历法被正式提上议程。6年后，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壶遂，以及公孙卿，上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所谓“正朔”，“正”是正月，“朔”是朔日（每月初一），正朔的本义是正月初一。因此，改正朔就是修改历法。司马迁是太史令，主要职责正是掌管天官星历。在《史记》成为煌煌巨著之前，司马迁就已着手帮助汉朝完成了“改正朔”的盛事。在他看来，从尧舜时代起，经过周幽王的混乱，历法长期失序，直到汉初，历法始终未得厘正。作为仰望星空的太史令，改历是他肩负的历史责任。司马迁带领天文学家低头观察日影长短，抬头追踪星宿起落，最终确定每月初一（朔）、末日（晦），春秋两分，夏冬两至的具体日期，以及日月运行的轨迹和阴晴圆（望）缺（弦）。

公元前104年，武帝推出这部名为“太初历”的新历法，同时改元，并以“太初”作为年号，当年即为太初元年。这一年，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乃至政治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太初元年开始，“岁首”与“正月”合而为一，汉朝宣布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大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与改正朔相配套，中国的王朝统治，有了年号，“太初”是第一个年号。年号纪年的启用，显著提升了皇帝统治时段的标识度，也成为区别朝廷与王国的标志。太初改历后，诸侯王的纪年，和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一起，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偌大的国家，无论是严寒的云中、北地，还是湿热的交趾、桂林，抑或曾为楚齐故地的江夏、琅邪，以至于新设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都遵循同一份年历、月历，都在同一日进入新年，是为“万里一朔”。

也正是在太初改历之后，丰富了“正朔”一词的政治内涵。只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才有权“改正朔”，而“改正朔”又意味着建立新的政统、法统和道统。“正朔”也成为统治合法性的代名词。是否尊奉一个王朝的正朔，便意味着是否承认这个王朝的政权。

太初改历后，文献关于“迎岁”礼俗的记载也多了起来。西汉中期，就有在立春之日“悬青幡”“鞭土牛”的迎春仪式：鞭打土牛，祈求丰年。今天这种礼俗依然可见，有些地区称为“打春”。民间流行的迎岁礼俗，到西汉末年，有了更为系统的“国家版”礼制。国家礼典正式规定，在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之日，皇帝亲率百官，身穿与时节对应服色的礼服，分别到与时节对应的东郊、南郊、西郊和北郊，举行“迎四时”的祭祀活动。相比秦始皇，汉武帝的纪时制度构建更加完备，影响更加深远。秦始皇实现的天下一统，不出二世，旋即被六国后人打破。短短15年的统治，让“天下苦秦久矣”。如何纠秦政之弊，是汉代皇帝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汉初的“无为”，还是武帝以来的削诸侯、征匈奴、尊儒学、改正朔等一系列“兴作”，都是在有意识地加强政治大一统的同时，推动文化大一统。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作者简介：薛梦潇，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